來電顯示成手機業務標配

“原來這個東西是要收費的，之前還沒注意過。”聽記者介紹完來電顯示功能后，中國移動動感地帶用戶陶先生查詢業務套餐才知道，他的手機業務套餐中，包含5元來電顯示費用。

開通來電顯示，可以讓用戶識別來電號碼，以便推測來電者身份；電話簿里的聯系人來電可以直接顯示姓名；有未接來電時可以查看號碼，決定是否回撥。10余年前，為方便用戶辨識來電者身份，通信運營商們開始為用戶提供“來電顯示”業務。10余年后，幫助減少身份尷尬的來電顯示功能，已然成為電話業務標配。

“現在的套餐大多都包含了來電顯示功能，但也有些以前的資費套餐里面沒有包含來電顯示，需要單獨收費。”中國移動客服人員表示。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三大運營商的來電顯示政策大同小異，費用較高的套餐一般會包含來電顯示服務，但不少低價套餐則需要另外付費開通。公開資料顯示，來電顯示功能，最早出現在固定電話上且價格昂貴。想要擁有來顯功能，首先得買一臺帶有電子顯示屏幕的電話機，然后再到電信局開通來顯功能。手機來電顯示業務開放初期，運營商們曾免費提供來電顯示服務，之后開始向用戶收費。為規范收費，2000年5月15日，原信息產業部發布《關于調整部分移動電話資費的通知》，規定從當年6月1日起，移動電話主叫號碼顯示功能收費的上限標準為10元/月，具體標準由移動通信企業自定，報信息產業部備案執行。

此后，來電顯示收費逐漸成為常態。

篡改手機號碼詐騙案件頻發

“當時就想著趕快把錢打過去，不要出什么事才好。”說起被騙轉賬的經歷，湖北省武漢市一所高校大三學生陳東(化名)仍難掩怒意。

幾個月前，陳東接到一自稱是老家檢察機關工作人員電話。對方告訴他，他涉嫌卷入一起犯罪團伙洗黑錢案件，需要將資金轉入“安全賬戶”，待案件偵查完畢后再轉回，有新情況會及時告知他。

陳東說，對方再三強調事情的嚴重性，不能隨便告訴別人，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見情況緊急，陳東便將自己銀行卡中1500元錢全部轉到對方所說的安全賬戶。一連幾天，彭東再沒接到任何消息，回撥電話也一直打不通，意識到上當受騙，卻為時已晚。

上述案例絕非個例。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1月到10月，北京市冒充公檢法電信詐騙案件發案數3300余起，涉案金額5億元；2015年1月至12月，湖北電信網絡詐騙案立案兩萬起，涉案金額高達5億余元，其中，通過更改來電顯示號碼而造成的詐騙不在少數。“近年來，我國每年“電信詐騙”案達幾十萬起，用戶損失上億元。近年來發生的電信詐騙案，篡改號碼作案的占90%以上。”天津市公安局東麗分局副局長李建滿表示，許多犯罪分子篡改主叫號碼，模擬公檢法等國家機關電話，誘導被害人將資金轉移到所謂安全賬戶，進而實現詐騙目的。

“犯罪分子利用改號軟件或改號平臺，能實現號碼的任意更改。”湖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重案偵查支隊民警喻貝西介紹，隨著通信技術網絡的發展，作案騙術也在不斷翻新。在更改號碼的案件中，不少犯罪分子將租賃服務器設在境外，再接入國內通信網絡，利用VOIP網絡電話、任意顯號軟件、改號軟件等，謊稱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騙取錢財。

“這樣的詐騙號碼有一個特點，在手機上接聽后，大部分直接按回撥鍵是播不通的，但是如果按照來電顯示的號碼，重新再在鍵盤上手動輸入一次，電話便能轉入對應的真實機關單位。”喻貝西提醒，如果接到類似電話，可照前述方法回撥以檢驗真偽，以防上當受騙。

來電顯不保真受損多自認倒霉

湖北警方調查顯示，電話冒充類詐騙，主要有3大類：一是冒充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隨機撥打固定電話到群眾家中，以涉嫌“洗錢、信用卡透支、郵包藏毒”等被立案偵查為名，恐嚇受害人把個人賬戶存款轉到其所提供的“安全賬戶”，再乘機轉走款項；二是冒充稅務、財政、房管、車管、民政等部門工作人員，以國家出臺新政策，需要退還某種已繳款項為由，通過電話語音操作讓受害人輸入銀行卡密碼，從中轉走卡內現金；三是假冒部隊工作人員，以采購貨物為名騙取錢財。

湖北警方稱，電話冒充類詐騙案件，又以第一第二大類居多。不少受害者都是因來電顯示為公檢法等權威機關號碼，因而放松警惕導致上當受騙。

記者調查發現，這類“來電顯不保真”案件中，運營商往往并不擔責或僅承擔少部分責任，遭改號電話詐騙的用戶只能自擔損失、自認倒霉。不過，隨著通過改變號碼顯示進行電信詐騙的案件日益多發，有些電信詐騙受害人也通過艱難訴訟手段爭取回一定損失。

2013年10月，73歲的楊先生被篡改主叫號碼的詐騙電話騙走48萬元，向法院起訴提供“來電顯示”服務的運營商。2015年10月，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決電信運營商賠償楊先生損失1萬元。

此案成為我國首例電信詐騙受害者告贏電信運營商的案例。

前述判決結果出來后，全國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團副總裁陳偉才曾表示，這起案件的判決給運營商等部門履行安全監管、源頭防范通訊信息詐騙敲響了警鐘。

無獨有偶，因電信詐騙狀告運營商的官司打了快兩年后，張女士終于拿到判決：被告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服務不準確擔責20%，賠償張女士財產損失8.9萬元。

2014年4月，張女士接到經改號軟件造假的銀行客服、公安、檢察院一系列電話，后信以為真將自己的網銀密碼告知對方，隨即被轉走44萬元存款。

張女士認為，自己是因來電號碼顯示確實是銀行和公安局才一步步受騙，遂以深圳移動收取來電顯示費卻不能提供準確信息為由，將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損失。2015年11月，法院判決認定，被告提供服務不準確與張女士的財產損失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應當承擔20%責任；張女士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僅通過電話交流就輕信他人，承擔80%的責任。

企業應盡保真義務

電信企業擔責的前提是技術上可防控，對此，有業內人士指出，來電顯示只是接電一方的交換機在收到主叫號碼后，向接電手機傳輸一下，整個過程都是通過軟件控制的，不需要添加交換機等硬件設備，數據交換過程非常簡單，對控制信道的占用非常小，幾乎沒有額外的成本；同時，基礎運營商雖將線路外租，但犯罪分子租賃服務器撥打電話的線路與正常電話線路明顯不同，后臺實現全面攔截的難度并不算大。

看來，技術上攔截其實是可行的。那么，電信運營商既然收取一定數量的來電顯示費，是否應承擔相應保真責任？由來電顯示未保真而造成的損失，運營商是否應擔責？

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承亮看來，認定運營商在這一過程中是否應承擔相應責任，首先應合理區分運營商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即合同中是否有相應約定，運營商是否有盡到相應義務。

“電信運營商收取了一定費用，提供來電顯示服務，但在詐騙案件中，實施主體是犯罪分子而非運營商，此時需考慮的是，電信運營商是否應當承擔起預防的義務。”李承亮說，認定電信運營商需要擔責應滿足兩大條件：一是證明其在技術上能有效實現對詐騙號碼的全面攔截；二是需認定運營商在采取攔截措施中所耗用的成本是相對經濟的，不會因為成本過度高昂以致不足以維持正常運營。

2015年全國兩會上，陳偉才也將“火氣”對準運營商。陳偉才認為，電話用戶與運營商簽訂了服務協議，用戶交付來電顯示費用，運營商就應按電信條例的要求提供準確的來電號碼。因改號來電受騙，運營商應負民事賠償責任。而成功的判例，則能促使運營商落實工信部提出的源頭攔截境外改號電話的要求，才能迅速扭轉電信詐騙持續高發的態勢。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張作華則表示，來電顯示失真可以算是網絡侵權的一種，電信公司提供了綜合業務數字網的平臺，不法分子利用這個網絡平臺進行詐騙、侵權，從這個角度來說，受害者利益受損的最大責任人是這些不法分子；但如果電信公司對消費者的來電顯示收取了費用，就應該承擔起來電顯示保真的義務。

“如果運營商收取費用后，卻沒有為來電顯示的保真提供切實監管，雖然他們沒有實施詐騙，但也是一種不作為的行為，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張作華表示。